前不久周有光老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说“国学”这两个字是不通的。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，是不分国家的。虽然周有光先生除此之外再无更周详的论述，但作为文化大家，他的话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，不能忽视。
不赞同周有光先生的意见并不困难。如果“国学”两个字不通，那么“兰学”这两个字也不通。所谓“兰学”，指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对来自欧洲荷兰的文化、技术、学术的总称。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是通过“兰学”来学习欧洲文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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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“国学”两个字不通，那么也不应该有“东方学”。生于耶路撒冷的美国学者萨义德写过一本《东方学》的书。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说法，学问不分国家，那也应该不分东方西方，怎么可能有东方学呢？
以上两个简单的例子，大概可以证明周有光先生“国学”这两个字不通的说法其实才是不通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说“国学”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不能商榷，“国学”被一些学者质疑也可以理解，就像萨义德的“东方学”也不受专家们的欢迎一样。
萨义德引述福柯的话语理论为“东方学”辩护，东方学是一整套庞大的话语，它描述的是一种这样的现象，每当“东方”这一特殊实体出现时，与其发生牵连的整个关系网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激活。照此办理，我们也可以说，“国学”是一整套话语，每当这一特殊实体出现时，与其发生牵连的关系网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激活。
但国学到底是什么不能因为有话语这个概念就成为无须论证的定案。据考察，现在流行的“国学”概念实则跟日本有关。日本江户时代一批学者把本国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冠之以“国学”这一名号，想来应该是跟“兰学”这一外来的文化适相映照。正因为有外来的崭新文化，所以本国的固有文化才有必要一起打包，以示区别。
20世纪初期中国的情形跟日本相当，也是欧洲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，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尚。1902年，在日本的梁启超筹办《国学报》，希望有一个媒体来传播新学，改造旧学。梁启超就此事跟黄遵宪商量，黄遵宪建议“俟新学盛行，以中国固有之学，互相比较，互相竞争，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，真真理乃益明，届时而发挥之，彼新学者或弃或取，或招或拒，或调和或并行，固在我不在人也。”一般认为，这是用“国学”指称传统文化的最早的例证。
考察“国学”这一词语的用法，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：一是以“国学”总括一国固有的文化。胡适在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中说：“‘国学’在我们心眼里，只是‘国故学’的缩写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，都是我们的‘国故’；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，就是‘国故学’，省称为‘国故’。”这个“国学”的涵盖面最为广泛。
二是用“国学”之称一国固有之学术。这种观点以钱穆为代表，他说他所谓的“国学”指的是“两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。”学者多喜欢在这层含义上使用“国学”这个概念。这个涵盖面就收窄了不少。
三是用“国学”来指称一国固有学术当中的思想，比如马一浮和熊十力就指出“国学”当指“六艺之学”。马一浮说，“今楷定国学者，即是六艺之学，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，广大精微，无所不备。”所谓“六艺之学”指的是“六经之学”，亦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事实上，今天很多家长要求孩子学一点国学，常常指的也是学一点“六艺之学”。这其实没有什么错误，因为这几部经典确实是中国固有民族文化的“自性之源”。
说到“自性之源”，那么就不妨再说说中国人的主体性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说到东方文明时，以儒教文明圈指称。换言之，儒教文明是我们的民族主体性，这应该是大体不错的。虽然这个概括不算十分精准，比如，儒释道三家也是我们的主体性文明所属。但是，说是儒教文明也大致不差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温习“国学”，重温“四书五经”，实则是重新回顾、反思我们民族主体性最早的根源，借此反省主体性变迁的来龙去脉。
而学习“国学”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长处，那就是综合性。不难发现，“国学”之下，文史哲悉数收纳，没有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文史哲之分门别类，它是亦文亦史亦哲，单只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准备都不足以把“国学”学好，要学好“国学”就必须多管齐下，兼收并蓄，成为通才。如果深入进去，“国学”又岂止是一门学问，它实在包含着我们很多的安身立命之本。
正因为，在深圳，很多家长早就觉悟，要求自己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去学一点“国学”，具体来说，就是“四书五经”，回到我们古老文明的精神家园，去体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到底是什么，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，这实在是非常有远见的。
当然，“国学”跟我们现在的主流知识话语大相径庭，甚至很多地方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说似乎“落后”于时代。但如果从人文价值的角度去考察，则“国学”的意义不可替代：作为中国人，我们很难用别国的文化或者文明来建构我们的主体性。六艺之学或者儒释道之学，虽然经过了断裂，但其精神内涵，早就如盐融之于水，深入到我们的血脉和骨髓当中去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所谓固有、古老、传统等等，都不是贬义词，它正彰显着“国学”超越时代的属性。（文/王绍培）
